【创新教育】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培养人才的关键是保护和发展其想象力
笔者：您就任中科大校长期间，致力于建设一流大学。受聘南科大校长期间，推出了创新性的办学模式，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风云人物。在您看来，中国教育的最大弊病是什么？
朱清时：我认为，中国教育的最大弊病在于选拔人才，而非培养人才。
中国是人口大国，每年参加高考的孩子有千万之多。高考结束，有人欢喜有人愁。如果孩子通过高考选拔，进入好大学，则意味着他的人生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以后就业、升职乃至组建家庭都会占据更大的优势。
为保证公平，高考会按照统一的考核标准进行，但是单一的考核标准又可能扼杀一些孩子的潜能。因为世界是丰富的，孩子是多样的。有些孩子记不住英语单词，却可能是很好的画家；有些孩子不擅长计算，却可能是优秀的导演。当年，钱钟书考清华大学，数学只得了15分，如果按照现在的高考制度，他根本上不了清华。
如果为保证公平，要求猴子、大象、企鹅、海豹和鱼爬上同一棵树，显然是可笑的。所以，我一直希望高校能够扭转教育观念，培养孩子多元化的能力，全方位考查孩子，而不是把考试成绩当成衡量孩子的唯一标准。
可喜的是，我国的教育改革一直在进行，评价孩子的方式正日益多元化。另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新媒体平台的出现，孩子的各种才能有了更多的展示机会，人才的定义也正在被不断更新。
笔者：您认为培养人才的关键是什么？
朱清时：是想象力。
笔者：为什么这么说？
朱清时：我是从自身经历中感悟到这一点的。
我不到5岁就上学了，因为大我两岁的姐姐不敢独自上学，于是我去陪读。因为年龄小，当时我写数字都困难，不知9怎么拐、7怎么弯。幸运的是，老师没有批评我。
那时，我们的玩耍时间很多，小伙伴们常常在一起打乒乓球。学校没有球桌，我们因陋就简，把石板当球桌，把砖头立在中间当“网”。我好胜心强，看到哪个小伙伴打得好，就专门找他打，一心想超过他。
那时我除了喜欢玩，还喜欢想。走路无聊时，我就想自己处在某个场景中，要做什么，感受如何。当年，我们都很崇拜黄继光，我走路的时候就想，如果我是黄继光，就在胸前放一块钢板，这样既能把敌人的机枪眼堵住，自己也不会死。现在看来，我那时想的不就是防弹背心吗？
我11岁进成都市13中（现为成都华西中学）上初中，因父母在外地，我只能住校。宿舍楼是木结构的老房子，走在上面地板吱吱作响。宿舍楼没有上下水，洗漱要去食堂；晚上解手，要跑到操场对面的公厕。
当时住校生少，生活条件不好，但好处是没有约束，放学后可以自由活动。
那时，我放学后常去离学校不远的一个旧书店看书。通过看书，我喜欢上很多东西：先是喜欢诗歌，觉得简简单单几个字组合在一起，就能构成美妙的意境，太有魅力了；之后又喜欢化学，觉得通过水、空气和其他物质的组合，可以造出意想不到的东西，真神奇；接着又喜欢物理，觉得原子、分子很玄妙；后来又喜欢数学，尤其崇拜数学家伽罗华。
一天，我在旧书店的一本书里看到伽罗华的画像，如获至宝，赶紧找来一张半透明的纸蒙在上面，把画像一点点描下来，然后夹在笔记本里。
上高中时，学生中流行自己做半导体收音机。做半导体收音机，要先学会买矿石，再弄来电阻、电容，用金属丝把它们穿起来，制作整流器等，我花了很多时间摸索。在这个过程中，我对科技的兴趣大增，做成后更是自信心爆棚。当时没有老师指导，全是孩子们玩耍时你教我、我教你学会的。
如今回头看，我在中小学天性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发展，想象力没有被桎梏和破坏，对我日后的发展影响巨大。
现在的孩子恰恰最缺乏这些。他们很少动手做玩具，需要了就去买，而且同伴少，玩耍的时间也少，也没有自己摸索、研究的过程，学什么都上培训班。现在的家长都很重视孩子的分数，却不重视孩子的想象力。其实，想象力比分数重要多了，因为有想象力才有创造力，没有想象力就没有创造力。
要求孩子考试拿满分，势必把孩子当成考试机器来训练。这可能有一些好处，但坏处更大
笔者：好奇心、想象力是与生俱来的，每个孩子都有。不过，很多家长太重视成绩，为让孩子取得好成绩，逼迫刚上学的孩子背课文、背答案，导致孩子的好奇心、想象力被扼杀。有些家长更过分，甚至要求孩子考试拿满分，一分也不能丢。
朱清时：这太可怕了。要求孩子考试拿满分，势必把孩子当成考试机器来训练。这可能有一些好处，但坏处更大。
数学家陈省身曾给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题词：“不要考100分。”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但我理解。
我常对学生们讲：考95分就好，不要追求完美。因为从培养人才的角度说，一门知识学通学会，考八九十分就够了。如果为追求满分，则要反复大量练习，付出比之前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为了不出一点错，孩子的想象力会被大大压抑，大脑会慢慢“板结”。
另外，反复大量的练习会占据孩子的玩耍时间，并消磨孩子的学习兴趣。就算孩子通过12年寒窗苦读，终于考出高分进入名校，完成了家长布置的任务，但之后会迅速失去学习热情，甚至厌恶学习，开始贪图享乐，以弥补之前的亏欠——进入大学意味着教育到了终点。
反观国外的一些教育，孩子在进入大学前学习负担不重，有很多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个人天赋被激发，进入大学后开始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然后达到新的高度——进入大学意味着教育才真正开始。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与其整天待在网上被垃圾信息淹没，不如多花点时间在网下掌握更本质的东西
笔者：统计数据显示，名校的本科新生中，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越来越低。于是，有人说：“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对此，您怎么看？
朱清时：我们应该从社会制度的层面思考这一问题。城市和农村在教育资源配置上不同——城市集中了大多数优质教育资源，农村的优质教育资源则相对稀缺。即便在同一个城市，不同学校占有的资源也存在差距。
虽然国家已经取消了重点学校制度，但是很多地方名校效应依然存在，这也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的失衡。
要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实现整个社会权利的平等，政府有很多长远打算，但是事情要一件一件地去做，会有一个过程。在教育资源配置暂时达不到完全公平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围绕“最适合孩子健康发展”这一宗旨，重新设计一套评价、选拔系统——不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加入对忍耐力、意志力的考察。
因为农村孩子普遍比城市孩子的忍耐力更强、意志更坚韧，这样一来，农村孩子也能在评价、选拔系统中占据一定的优势。
除教育资源配置的客观原因外，还有一个主观原因，就是现在不少农村孩子已经不愿意上大学。我年轻的时候，农村孩子考上大学，不光父母砸锅卖铁要让孩子上，甚至整个家族举债也要让孩子上，因为那时的大学具有精英选拔功能。
如今这个功能失去了——自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的普及率大大提高，可也导致大学文凭的含金量有所下降，以前“只要上大学就能逆天改命”的路如今已经很难走通。
笔者：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批出国考察的知识分子，您对国外教育一直很关注。中外国情不同，教育必然各具特色。其中，有什么是您特别感慨的？
朱清时：日本科学家益川敏英获得物理诺贝尔奖后，很多媒体对他进行了报道。从各种公开报道中，我得知他在获诺贝尔奖之前没有出过国，没有参加过国际会议，甚至连护照都没有办过，因为他的英语太差了，因此他被人称为“土包子学者”。
我对此大为惊讶。在中国，研究人员如果英语不好，连职称都评不上。没有职称，不光无法升迁，就连基本的工作、生活都会受到影响。但在日本，研究人员的英语不好，并不妨碍他正常工作且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甚至拿到了诺贝尔奖。
当然，各国情况不同，但如果别的国家有好的经验和做法，我们也不妨借鉴和学习。
笔者：是的。我国的教育改革一直在进行，相信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最后，您有什么话想寄语当代年轻人？
朱清时：现在是网络时代，但说实话，我很怕上网，因为网上的信息太多，一个链接接一个链接，一晃几小时过去，看了很多，却什么都没记住，脑子里空空如也。
我带博士生的时候，曾就研究方向和他们展开讨论，之后我让他们写些东西。没想到，他们从网上搜来一堆资料，我阅读后发现大部分是垃圾。
所以，我想告诉现在的年轻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与其整天待在网上被垃圾信息淹没，不如多花点时间在网下掌握更有用的东西。
来源：《妇女生活·现代家长》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