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教育】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才中心引领教育中心、科学中心建设
摘 要：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视域下，加快实现从人才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跨越，既是时代所唤，也是必由之路。世界主要国家建设人才中心的经验做法为我们提供了历史镜鉴，基于SWOT分析，我国在人才竞争力方面既存在人才储备强大的优势，也存在人才环境不够开放的劣势，既面临全球人才格局处于新一轮重构窗口期的机遇，也面临各国人才竞争加剧带来诸多不确定性的劣势，迫切需要实施更加积极的人才政策、探索更加卓越的教育改革、打造更加贯通的创新链条、营造更加友好的发展环境。
关 键 词：人才中心；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竞争力
继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确立教育、科技、人才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之后，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先后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作出顶层设计，正式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一以贯之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进行专章部署，并提出要“健全教育科技人才战略统筹实施机制”“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从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生态系统内部来看，人才是根本要素，对于教育、科技事业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具有引领性、杠杆性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必须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最优先位置，大力建设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夯实创新发展人才基础”。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视域下，加快实现从人才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跨越，这既是时代所唤，也是必由之路。
一、世界主要国家建设人才中心的历史镜鉴
1. 全球顶尖的人才队伍是实现科教崛起的核心推力
根据“汤浅定律”揭示的16世纪至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现象可以发现，成为科学中心的前提是成为人才中心，其中尤以顶尖人才为先导。尤其是二战以后的美国，集聚了爱因斯坦、费米、冯·诺依曼等一大批顶尖科学家，并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第一个顶峰，此后持续保持快速增长，据统计，二战爆发至冷战期间（1939—1991年），美国集聚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奖者全球占比由二战前的14.9%提升至53.6%，从而确立了其在科技领域独占鳌头的中心地位。时至今日，美国依然拥有顶尖科技人才资源的绝对优势，根据最新的《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美国共有87 859位学者进入“终身科学影响力排行榜”，有73 018位学者入选“2025年年度影响力榜单”，并形成了圣何塞-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坎布里奇等多个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高地。与此同时，通过吸引其他国家的顶尖人才或回流本国在海外的顶尖人才，进而逐步实现本土化的人才自主培养，也是形成教育中心的有效路径。回溯美国在二战爆发后研究型大学加速崛起、全球教育中心最终形成的过程，与欧洲国家顶尖人才的大量涌入有直接关系；新加坡通过人才立国战略吸引国外顶尖人才前来工作和永久定居，打造了以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为首的顶尖研究型大学集群，进而造就了许多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具有国际知名度和学术话语权的顶尖人才，能够带动科研项目、潜在人才以及产业资金等大量资源流动，通过“头雁效应”显著提升科学研究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而且顶尖人才集聚数量越多，其保持教育、科技竞争优势的惯性也就越大。
2. 跨国流动的人才迁移是影响竞争格局的关键变量
进入21世纪以来，受经济全球化和复杂国际形势的影响，全球人口的跨国流动趋势日益增强。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数据显示，全球国际移民数量从2000年的1.73亿人增加到2024年的3.04亿人，国际移民占全球总人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2.8%上升到2024年的3.7%。世界各主要国家也纷纷采取开放的人才政策，推动人才双向、多向或循环流动。例如，新加坡早在２０世纪90年代就设立了专门的全球性人才机构“联系新加坡”，为国际人才提供新加坡工作和生活信息，2021年进一步推出“科技准证”，旨在从世界各地延揽高端创新人才。欧洲各国也高度重视为人才的自由有序流动创造条件，欧盟国家间的自由流动政策形成了广泛统一的人才资源市场。不仅如此，欧洲国家还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网罗人才，如芬兰实施了旨在吸引国际人才的“未来移民2020战略”，并通过修改移民政策允许国际学生毕业后延长居住证一年，在芬兰工作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中接近1/5是他国人才。随着人才跨国流动的速度不断加快、频次愈发密集，全球人才流向逐渐呈分散化、多极化态势。2025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GTCI）报告显示，新加坡首次登顶总排名，瑞士、丹麦、芬兰等欧洲国家稳居前列，而美国跌出前5，下滑至第9位。“优秀多数”的规模化流动产生的人才集聚效应带来知识溢出效应，有助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机遇，进而转化为可持续竞争优势。以瑞士为代表，得益于人才跨国流动，其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达到了全球领先的研发水平。
3. 开放包容的人才生态是保障持续创新的重要基石
开放度、包容度较高的社会软环境对于决定人才去留以及能否高效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回看历史可以发现，16世纪的意大利之所以能够成为最早的世界人才中心，与其当时处于文艺复兴时期有重要关联，人文主义的兴盛为其增添了独特的魅力。进入17世纪，意大利虽然经济依然发达，但由于限制学术自由人才严重流失；19世纪的德国以柏林大学创办为标志，极力主张保持学术独立性，以其对科学精神的高度推崇吸引了各国学者、学生来此研究、学习。时至今日，世界各主要国家更加重视良好的人才生态对于开展创新活动的显性与隐性保障，如新加坡2001年设立了“国际研究者俱乐部”，为来自全球的科技人才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欧盟推出“伊拉斯谟+”计划、“地平线欧洲”计划等项目，通过增加非欧盟学生奖学金名额、资助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前沿研究等，广泛促进学者、学生的跨国交流与合作，以营造更有弹性、更加多元的创新环境；德国的“携手国际人才”项目为外国人才提供预抵达支持，包括语言培训、资格认证等，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法国升级“人才护照”为“精英居留卡”，不仅保障护照持有者配偶、子女获得法国社会同等的福利权利，还保障其配偶及成年子女获得同等就业的权利。从社会文化、服务保障的角度构建开放型、友好型的人才生态，不仅能够提高人才汇聚和长期留存的黏性，而且能够促进人才的专注深耕和思想碰撞，形成人才与创新的良性循环，从而更好地参与全球人才竞争、构筑世界创新高地。
二、基于SWOT分析的我国人才竞争力现状
1. 优势：我国具有强大的人才储备
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形成了基数庞大的人才资源储备。2024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846万人，人才资源总量达2.2亿人，研发人员规模756.9万人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广的留学潮，1978—2024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888万人，而且相当一部分取得了较高成就，据统计，2022年，在美工作的顶尖AI研究人员38%来自中国，超过美国本土的37%。在“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政策引导下，64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563万人回国服务，占改革开放以来回国总人数的87%。国家多项重大人才计划、人才项目的陆续出台，有效牵引了一批世界一流的学术领军人才和杰出青年人才回流，不仅为中西方的科技、文化交流创造了媒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善了我国的学术文化、创新氛围。其中，2018年由海归人才群体发起创办的西湖大学正式成立，开启了新时代社会力量举办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先河，并以推动科教改革为使命，在现代大学治理、拔尖人才培养、科技评价标准等多方面进行探索实践，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海归人才科教报国的一面旗帜，形成了引进一个、带动一批进而引领一种风气的群体效应。
2. 劣势：我国缺乏开放的人才环境
在2025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GTCI）报告中，中国在135个国家中排名第53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人才队伍大而不强的问题。其中，处于明显劣势的是人才吸引力，排名位于115位，无论是外部开放度如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资本流入、国际学生等指标，还是内部开放度如对移民的包容度、社会流动性、女性受高等教育程度、女性获得领导权机会等指标，与发达国家相比而言，都有较大差距。这与我国人情社会的传统、论资排辈的风气，以及人力资源市场中的性别、年龄歧视等因素不无关系。此外，对于国际人才引进后的配套服务相对滞后，对其医疗保障、语言文化、社会融入等方面的关注有所不足，导致本地化的人际网络稀疏、文化适应困难；部分社会组织的国际化建设重视不够，多数全国学会对外籍专家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等会员权益及发展机会的维护存在制度性缺位，不利于营造开放互信的国际交流合作环境；社会上还出现一些针对海归人才狭隘的、不和谐的论调，制造海归人才与本土人才的二元对立，这本质上是保守局限的零和思维，不仅伤害海归群体的情感，也无形中对海外人才流向中国造成阻碍，与“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大国态度相悖。
3. 机遇：全球人才格局处于新一轮重构窗口期
当前，受地缘政治、学术环境剧烈变化的影响，全球人才格局正经历深刻重构。由于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科研经费与岗位数量，以及采取一系列移民限制甚至威胁学术自由的措施，大量美国研究人员开始转向海外寻求职业发展机会。2025年3月，《自然》杂志的一项调查显示，受访的1600余名科研人员有超过1200人考虑离开美国，约占75%，这一趋势在职业生涯起步阶段的青年科研人员中尤为明显。对此，欧洲多国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纷纷采取措施，包括增加资助机会和设立专门吸引科学家的新计划，向美国外流的科研人才抛出橄榄枝。这对我国同样是难得的机遇窗口期，尤其是我国人才吸纳空间充足、人才海外储备丰富的优势将在本轮人才流向变化中愈发凸显。早在2018年美国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启动“中国行动计划”，驱使大量华人科学家和中国留学生离美，2020年留学回国人数首次超过出国留学人数。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份联合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至少有1400名华人科学家由美返华，是2011年的两倍之多。当“中国行动计划”在华人科学家群体中产生长期持续的“寒蝉效应”，与中国不断增强的人才“拉力”相结合，极有可能形成大规模的顶尖科学家回流潮，这无疑将是我国打造全球人才竞争力的一股重要力量。
4. 挑战：各国人才竞争加剧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面对全球人才格局调整的重大机遇，以欧洲为代表，各国对人才的争夺也随之加剧，通过系统性、前瞻性的制度设计将吸引高端人才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例如，欧盟宣布在2025至2027年期间设立一项新的5亿欧元资金计划——“使欧洲成为吸引研究人员的磁场”，并提出设立新的7年期欧洲研究委员会（ERC）“超级资助”项目，面向“最顶尖”的研究人员支持其长远规划；法国宣布通过“法国2030”，投资计划额外提供1亿欧元来吸引外国的科研人员，特别是来自美国的科研人员，同时法国多家研究机构和大学也纷纷采取行动招揽重点科技领域“逃离美国”的科研人才；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启动跨大西洋项目，与美国科研机构新建联合研究中心，增加博士后培养名额，招揽青年学者和不得不离开美国的杰出学者。长期以来，欧洲各国凭借社会融入成本低、物质生活保障高的有利条件，在“抄底”全球高端人才中占据优越位势。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也是美国科研人才外流的重要选项；而我国作为传统上的非移民国家，如何更好地消除海外人才对于跨文化适应以及后续可能会面临的“学术硬着陆”“水土不服”等问题的顾虑，是必须克服的重要挑战。
三、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才中心并引领教育中心、科学中心建设的路径选择
1. 实施更加积极的人才政策，增强在全球聚拢人才的吸引力
提高全球引才策略、举措的时效性和针对性，有效把握美国科研人才外流的历史机遇，抓住新一轮全球性人才流动带来的红利，持续优化人才资助体系，对引进的美国外流顶尖人才及团队给予一次性资助，保证不低于欧洲等国的资助力度；进一步发挥重大人才计划、项目对引进人才的牵引作用，重点围绕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绿色能源、量子信息等领域提高支持强度，增强引才的竞争力、吸引力。推广外籍“高精尖缺”人才认定，对获得认定的外籍人才给予工作许可、出入境和停居留便利及有关服务保障待遇，如在申请办理来华工作许可时可享受“绿色通道”和“容缺受理”服务，符合一定条件的外籍高端人才及家属可获得多次出入境有效的签证便利、可直接申办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等等。探索面向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研究机构设立人才特区，给予人才引进支持、人才项目评审、人才入境居留等一揽子特殊政策，打造面向海外作人才增量的前沿阵地。充分认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吸引海外人才回流仍将是我国行之有效的战略选择，以及海归人才对于我国构筑全球人才竞争优势的重要意义。在2028年改革开放50周年之际，由国家层面进行“改革开放50年留学报国50人”荣誉表彰，大力弘扬留学报国精神，展示杰出海归人才风采，面向世界彰显中华儿女的凝聚力、向心力。
2. 探索更加卓越的教育改革，增强自主培养人才的生命力
以研究型大学为主体，大力加强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推进导师制改革，鼓励有条件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本科生配备学术导师，依托有关领域国家学院建设，探索研究生多导师制，在主领域学术导师基础上增配交叉导师、产业导师，通过一流导师的带领，培养具有跨学科思维、适应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两新”融合需要的复合型人才。深化招考选拔模式改革，本科招生支持综合评价等多元模式，精准选拔基础学科领域有创新潜质的好苗子；博士招生推广“申请-考核”制模式，提高直博生招收比例，鼓励更多优秀本科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本博一贯式培养保持学术训练的连贯性。扩大博士学位授予自主审核高校范围和博士生培养规模，为高水平新型研究型大学开辟博士学位授予特殊审核通道，支持其通过培育制方式自主设立一定数量的博士学位点，为高水平开展人才引进和科研创新架设更多高质量的学科支点。深入推进基础学科与交叉学科突破计划，开展博士生培养“学位+项目”试点改革，以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和前沿技术问题为先导，按照学科交叉小领域开展超常规培养，纵向突破单一学科发展的路径依赖和思维惯性，横向打破学科专业的边界壁垒和认知藩篱，推动学生站到知识体系加速重构的时代潮头，造就能够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前端的未来引领者，推动我国人才储备优势向人才引领优势转化。
3. 打造更加贯通的创新链条，增强有效用好人才的支撑力
发挥平台、项目、资金等创新资源配置对于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的重要杠杆作用。聚焦基础前沿领域，支持具备较强人才实力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研究机构，试点采取承诺制方式“先建后评”一批国家实验室及基地、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重大创新平台，由财政先行给予一定比例的建设经费，培育期满经考核合格正式纳入国家创新体系，给予剩余建设经费及配套资金，更好地发挥高端创新平台的磁吸效应，构筑引才聚才的强大磁场。试点设立“基础研究先行区”，以信任为前提给足资源、给足时间，探索包容试错的科研资助模式，拓宽“非共识”项目的特殊支持通道，支持科学家潜心专注高风险、高价值的基础研究，以长期主义培育颠覆性突破成果。构建全链条跨领域的协同创新体系，优化研究型大学与研究机构、科技企业开放合作机制，支持“科学家+企业家”双负责人项目，为前沿创新寻找源头伙伴，共建创新联合体，面向产业需求共同凝练科技问题、联合开展科研攻关；通过税收优惠、购买服务、政策性贷款等，加大对高层次人才领衔创办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初创期、成长期高科技企业的靶向性重点扶持力度，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头部”效应的创新“引擎”企业和跨国公司，通过有机贯通的创新链条、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为人才更好地创新创业提供生态土壤。
4. 营造更加友好的发展环境，增强长期留住人才的黏着力
营造尊重创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有效用好评价“指挥棒”，突出创新导向，淡化量化指标，深化对于机构评估、项目评审、人才评聘等的评价改革，加强国际小同行评议和代表性成果评价，切实回归学术评价本位，尤其是构建科学合理的大学、学科评价指标体系，在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中强化分类评价，设置能够真实反映创新实绩的核心指标和关键参数，通过外部松绑为创新主体破“五唯”提供足够的空间和自主权；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研究机构推广年薪制改革，保障人才获得与自身学术能力相匹配的合理报酬，让人才能够更有底气、心无旁骛地开展前沿探索。政府、高校院所、企业及社会各界合力，发挥各自优势，系统性完善国际化、人性化的服务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宜居宜业的基础条件，鼓励引导有条件的地区加强国际社区、国际医院和国际学校等配套建设，更好地满足海外人才在华生活居住、医疗保障、子女教育的需求，提升幸福感和归属感；提升针对外籍人才的数字化服务水平，完善各类网上公共服务平台语言功能，统一建立兼容外籍人才身份的数字识别系统，实现“外国人员永久居留证”“外国人工作许可证”与居民身份证同等识别核验；搭建常态化的海内外人才交流互动平台，促进海外人才与本土要素深度对接，帮助跨越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等，让多元人才更为方便地融入和适应中国生活，为长远地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作者简介：施一公（1967—），男，西湖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基础科学、高等教育改革研究；王慧敏（1983—），女，西湖大学政策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
引用该文献：施一公 王慧敏.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才中心引领教育中心、科学中心建设[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6（4）：3-8.
来源：《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6年第4期（总第34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