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术机构开始重视并参与实施负责任的学术评估工作。很多学术机构认为，期刊影响因子不应该成为评估学者研究水平的唯一工具和标准。然而，避免对期刊影响因子的过分依赖，只能解决学术评估工作现存的部分问题。英国拉夫堡大学科研政策主管伊丽莎白·加德（Elizabeth Gadd）日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官网发文，呼吁学界应像反思影响因子作用一样，审慎看待全球大学排名。
 
　　多重问题不容忽视
 
　　加德认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不再以学者在何种级别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评定其学术水平的唯一指标。但是，人们却忽视了大学追逐排名地位给学术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审慎看待期刊影响因子和全球大学排名问题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诸多同样的问题。
 
　　一是建构问题。《旧金山科研评估宣言》显示，以一种期刊两年内发表论文的平均引用数来计算该期刊的影响因子，这一方法有着严重缺陷。首先，取一个有偏差的数据集的平均值来反映实际平均值，这在统计学上并不合理。其次，在这种计算方法中，虽然分子包含期刊的总引用数，但是分母却排除了不可算作引用的条目，如编辑社论与致编辑部的来信，而这些内容实际上也被引用过。此外，两年的时间段设定亦有争议。它或许并不能概括一些引用不频繁的学科领域的真实情况。因此，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影响因子不具有可比性。
 
　　相较于影响因子，全球大学排名存在的建构问题更加严重。加德表示，全球大学排名采用的指标并不能恰当地反映其想要评估的内容。例如，师生比这一指标就不能恰当地反映教学质量的高低。同时，其想要评估的内容也不能代表大学的所有工作成果，如大学的社会影响力被忽略。另外，其数据来源严重向发达国家倾斜，还经常使用一些草率的调查结果。最糟糕的是，这些排名用随意制定的权重对所有指标求和。这就导致每一个指数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对大学排名结果产生巨大影响。
 
　　二是有效性问题。从被用来决定是否录入引文索引，到被用来评估图书馆的藏书水平，再到后来被研究人员用来决定向哪里投稿，期刊影响因子的导向作用及其导致的问题逐渐显现。影响因子不再是把被引用数作为参数加以概括的指标，而是成了“质量”的代名词。
 
　　期刊影响因子可能是无意间发展到了如今的程度，而一些全球大学排名却有意夸大自身的意义。例如，世界知名的全球大学排名机构全部声称自己评出了“顶尖”大学。然而，全球范围内的高等教育机构数目繁多、种类多样，这些排名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准确地说明这些“顶尖”大学的“顶尖”之处。事实上，评出来的所谓“顶尖”大学，大部分是历史悠久、规模庞大、资金充足、英语教学、专注科研并位于发达国家的大学。
 
　　三是申请问题。当那些所谓的可以衡量“学术质量”与“学校卓越性”的无效指标大行其道时，第三方大概率会基于这些指标作出错误的决策。因此，资助方与研究机构会根据研究人员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对其进行评估。与此相似，全球大学排名的最大用户群体是需要决定申请哪些学校的学生。但不仅限于学生，各种研究机构与雇主也会基于申请人的母校来评定申请人。政府助学金计划经常只资助那些排名靠前学校的学生。
 
　　四是影响问题。加德表示，上述这些问题对于个人的职业生涯与学术机构的发展都会产生巨大影响。众所周知，追求高影响因子期刊已经给学术文章发表带来诸多问题。例如，高额的文章处理费、发表延期、推崇热门领域的研究成果、高拒稿率，以及阻碍向“开放研究”的转化。追求大学排名带来的问题同样严重。在个人层面，基于排名的偏见可能会让学生失去在适合的学校学习的机会，从而影响日后的职业发展。在大学层面，过度追求排名可能会带来基于影响因子的雇佣、辞退与奖励措施。在体制层面，有些国家会集中资源努力提升其国内少数优势学校的世界排名，进而导致其他学校教育资源匮乏。这种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不断扩大的高等教育资源不平等问题，最终会影响到每一个人。
 
　　大学主动改善评估标准
 
从某种程度上讲，大学也是全球大学排名的受害者。加德表示，大学给评级机构提供数据，并推广其排名结果。如果大学不参与到评级过程中，则意味着它有可能无法获得财政支持与声誉。尽管如此，大学还是有能力且有责任督促全球大学排名机构采取有效措施推进负责任的评估。例如，大学可以避免设置基于全球大学排名的绩效考核；减少对排名结果的宣传；与其他大学合作，重新定义“大学质量”，研究更好的评估标准。大学可以发起一个“不只是排名”运动，所有大学都可参与其中。这样的运动能够让大学从被评判者变为评判者，从竞争者变为合作者。由此，人们才能够超越那些狭隘、不科学的评估标准，看到促使大学蓬勃发展、更加多元的因素。
        作者：王晓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06月16日